“宁德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 （下）(已归档)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很重视挖掘山海资源，把发展林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您看来，这与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内在联系？

邱树添：我认为，习书记在宁德时期抓林业建设，不仅仅是绿化荒山的考虑，更是将其作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出路。甚至说，他在宁德提出的“三库”（水库、粮库、钱库）绿色生态理念，是他后来在福建省提出“两生”思路（即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福建”），乃至后来在浙江省提出的“两山”思想理论源头。

上世纪80年代，闽东的林业问题比一般地区要严重一些，因为这里是全国第一批开展大规模食用菌种植的区域之一。食用菌栽培要用椴木，于是老百姓除了日常烧火做饭，还要大量砍伐树木，作为栽培食用菌的“土壤”。久而久之，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1989年2月，宁德地区召开规模空前的林业工作会议，习书记在会上强调：“林业不但蕴藏着很高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在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非常有创见地提出：“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这里的钱库，就相当于把森林当做金山银山。他还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一文中说，闽东的发展，山是载体，财富在林，广种林木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他还特别讲到三个“重要”，即林木是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工业农业乡镇企业的重要依托，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态的重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待林业建设的创见，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以稳定的政策体制打消群众的顾虑，从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积极性。

他抓住解决林业政策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出坚持“谁造、谁有、谁受益”的原则，做好林权“三定”工作。地区行署还制定出台《关于发展我区林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巩固林业‘三定’成果、自留山、集体山地承包经营、集体林木承包经营、山地开发利用、控制森林资源消耗、发展食用菌原料、封山育林、林业违规处理”等9个事关林业发展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习书记还提出，促进林业发展还要抓住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这两个关键环节。特别是完善林业责任制方面，地、县（市）、乡（镇）实行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造林绿化责任状，把林业工作列入任期和年终考核内容。同时还在各县（市）、乡（镇）创建造林示范点，对推动全地区造林绿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绿色生态论述，既有总体思路，又有具体抓手，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造林热情，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提出的“三库”理念是他一系列执政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散发着夺目光芒。

采访组：在推动闽东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畲族群众的福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习书记重视少数民族福祉，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国情，太懂得百姓疾苦了。曾经宁德最贫苦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的，又叫“山客”或者“山哈”，以畲族居多。历史上他们是外来人，在平原地带没有生存空间，只好跑到山上去，在山林之中生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住着茅草房，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死。下起雨来，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条件非常艰苦，病死率很高。还有一种也是外来人，从海上漂过来的，叫做连家船民，生存保障就是一条船，五六米长，一两米宽。又称“疍民”“海上吉普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船上，他们一般个子都很矮，腿长期站不直，形成“内八弯”，腿脚呈曲蹄状。旧社会有句话讲：“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意思就是这种人如果上了岸，有人把他给打死，官府都不予受理。可见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第三种人是居住在地质灾害多发、滑坡地带的人。因为灾害多发，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对这些情况，习书记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他在宁德期间，还是到福州、到省里工作，对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始终非常关心，大力促成了与他们有关的“造福工程”的实施。可以说，各民族群众共同摆脱贫困、致富奔小康，这是习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直接推动了《闽东报》复刊，并且对办好报纸、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您在《闽东日报》工作多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在我党政权建设中，习书记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主要集中体现在宁德的“一报一刊”上。“一报”就是《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

这份报纸从复刊到成长，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而闽东发展中的困难不少，迫切需要依托报纸来统一思想，落实好地委行署的决策和部署。于是，习书记指示，地委研究很快成立了一个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牵头当组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长配合，从各个部门抽一些人，前后大概半年时间就把报纸办起来了。当时办报条件非常有限，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多少钱，习书记硬从财政的“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当启动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他就去借军分区的房子，甚至“动用”自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把租金也省了。

1989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书记专门写了复刊词，刊在头版上。此后又不断帮助解决报社方方面面的困难。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时，在基层与新任地委书记陈增光交接中，也不忘在市直机关召开最后一场座谈会，就是5月3日在《闽东报》会议室召开的新闻宣传座谈会。1996年8月10日是报社大楼奠基的日子，那时习书记已是省委副书记了，他特地从福州赶来，与前后几任地委书记共同参加奠基仪式，可见对这份报纸的重视和感情。他到了省里之后，还经常看《闽东日报》，曾两次对《闽东日报》作出重要批示。一次是2000年9月14日，我和时任报社总编及总编办主任3人一起采写了一篇关于宁德蕉城区特困乡洪口脱贫致富情况的文章，登在《闽东日报》头版头条上。已是省长的习书记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在上面做了100多字的批示。还有一次是2000年11月9日，《闽东日报》写了一份内参，反映城区边上一个村子道路不通的问题。他再一次专门做批示，要求地委行署认真加以重视。后来我们陪着当时的地委书记到现场察看调研，最终把这个路修好了。

习书记还曾3次为《闽东日报》撰文题词或发贺信。第一次是刚才讲到的，撰写复刊词；第二次是1999年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省长，还专门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第三次是2004年6月16日复刊15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还特意发来贺信，其中特别讲到了“三贴近”原则和服务“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希望《闽东日报》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报一刊”的“一刊”，是《闽东通讯》。1990年创刊，地委主办。当时也是习书记写的发刊词，后来也对这个刊物有很多关心和关注。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书记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闽东报》复刊词里，习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他甚至还引经据典，援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的话，讲报纸该怎么编。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内行的。现在再读这篇二三十年前的复刊词，感到很多话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1989年5月，习书记在地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新闻观。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这篇讲话同他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放到一起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感受到，思想极为深刻，内容一脉相承，对推动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宁德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源头，他当时所讲的这些话，其实不仅是站在宁德地区的层面来谈论新闻宣传，而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的新闻宣传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把自己当成闽东人，他说过“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您认为，主政宁德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邱树添：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讲是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一个人到了30多岁，逐步进入成熟期。宁德岁月，加深了他对基层、对群众的理解。他早些年生活工作过的陕西梁家河和河北正定，地形不像闽东这么复杂。陕北主要是一些塬梁，在宁德随便走到哪一个山都比那边最高的山还要高，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696座，像总书记去过的下党乡，四面八方都是这种山，那真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如果不谈生活水平，单从环境来看，这里的条件也更艰苦。厦门是一马平川，没有山，也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在梁家河，坐车坐半个小时把周边都转遍了，去哪里也不可能像到下党那样，下了车还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经历加深了他对国情的了解，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如何跨越东西南北如此巨大的差异来实现发展。如今，身为总书记的他仍然面临着解决差异的问题。所以说，从北京到农村，从农村到城里上大学，再从北京返回到县里，再从特区到宁德这么一个“老、少、边、岛、穷”的地方，必然在思想层面上给他带来深深的触动和感悟。

其次，从工作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德这样贫困的地区，需要面对两个方面的考验。第一是责任担当问题，能不能沉下心来帮助这个地方谋发展。第二是水平能力问题。光有党性和责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须有创新能力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创新创造很难。尤其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阻碍的情况下，不改革不创新，宁德怎么摆脱贫困？穿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倒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尝试，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如今，他也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由此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与当年也是一脉相承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铁腕惩治腐败，“打虎拍蝇”，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实际上，他在宁德就提出，经济发展需要廉洁政府，廉洁政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就是党政干部的廉政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他到宁德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一方面明确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一方面整顿作风，确定了坚持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强力反腐。1989年1月开始，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狠刹歪风，着力抓好查处吃喝、请客送礼、赌博、拖欠公款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地委转作风是动真格的。此外，他还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这些提法，又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高压反腐，扭转风气，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当年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与如今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呼应，都是管总的东西；讲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与现在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呼应，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当时还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军民共建、军民融合发展也有许多重要论断。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岁月，似乎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来到宁德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地方，却孕育出超前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产生出了影响他未来治国理政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雏形。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喻示着必然。因此，我认为，宁德就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陕北的梁家河是他的第二故乡，河北的正定让他触景生情，而福建的宁德则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是随意而谈，都是真情的流露。我理解，只有那个可以完完全全身心融入的地方、让人能有充分发挥才智的地方、人物风景相亲相吸的地方，才值得在梦里相约，在回忆中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身体里天然地奔腾着红色革命热血；老区虽然比较贫穷，但这里也有最纯朴的革命情怀。闽东的干部群众发自内心地亲近他，真诚地支持他。他1990年1月写下《闽东之光》一文，满腔热情地说出“知我闽东、爱我闽东、建我闽东”的话语，还有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动情地说：“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我会时常牵挂、关注闽东的工作，积极为闽东的发展进言献计。闽东的点滴变化，都会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言为心声，言行如一，说明他已把自己当成一个闽东人来看待。他以实际行动给闽东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也由此获得闽东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滴水穿石”精神，是闽东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闽东人将永远不辜负他的嘱托、期待，永远秉持闽东精神，继续创新发展，为建设美丽家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拼搏。